深圳民办科研机构探路“源头创新”动力机制

    观点提示:
    深圳令人惊叹之处在于，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让偏爱“成果转化”模式的学界和管理层百思不得其解。就在人们开始推崇深圳模式的时候，深圳悄悄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
    源头创新作为一个时髦概念在中国走红已有数十年，但它作为成功的实践却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源头创新是指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相关的前沿领域创新，基础研究不在此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找到了一个正确做事的方式，即源头创新的路径模式。
    深圳模式进化论：需求拉动+源头创新
    国内外创新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典型的创新路径。一种是所谓“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实践的动力来源于创新链的上游，以大学、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为起点，通过实验室成果向应用环节的逐步演进来拉动经济系统的创新活动，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竞争力的提升。美国硅谷建立在斯坦福大学科研基础上的高技术孵化模式是这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另一种是需求拉动的路径模式：创新活动的起点在企业，企业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形成对技术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向创新链的上游传递，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实现创新的目标。这种需求导向路径的特征是，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通过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活动向创新链的上游传导，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低端向高端递进，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向性特征。
    过去数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政府集中财力在创新链的上游布局，并试图通过各种“成果转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激励实现实验室成果的产业化。但实践的结果却令人愕然，目前国内优秀的科技企业群体几乎数不出来几家是通过“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走向成功的，反倒是没有被纳入官方创新制度框架的“需求拉动”模式成为了大多数企业选择的实践路径。尤其是深圳的高科技企业群体把需求拉动的路径模式发挥到了极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大疆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让偏爱“成果转化”模式的学界和管理层百思不得其解。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之后，深圳“需求拉动”的创新路径模式开始受到关注，就在人们开始推崇深圳模式的时候，深圳悄悄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
    深圳布局源头创新没有沿用传统的“成果转化”制度设计，而是采用了“官助民办”的方式，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并由此催生了一批以前只有在硅谷才能看到的新业态。在这些崭新的剧本里扮演主角的是一批民办科研机构：2007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2010年，光启研究院在深圳挂牌；2012年，国创新能源研究院落户深圳；2013年，圆梦精密制造研究院组建。以源头创新为使命的民办科研机构形成深圳创新的新势力。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深圳民办科研机构就显示出惊人的能量，华大基因已经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完成了全球超材料领域85%的专利覆盖，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2014年光启部分业务在香港上市就创下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多个第一。
    机制创新：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
    在中国，创新的成功大多都不是技术的胜利，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要素比起技术实现本身要重要的多，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创新的优势。在源头创新领域深圳再一次印证这个道理。民办科研机构在深圳出现不到十年，机制上的优势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因此，民办科研机构在源头创新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华大、光启在短短几年做出的成果传统科研机构花数倍的时间和投入也无法做到。
    传统科研机构即便在技术创新上做出了杰出的成果，在转化环节也会面临国有资产陷阱，两种不同所有制主体在观念、机制方面的冲突，使产业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民办科研机构则完全规避了这一制度障碍，研究机构和产业化公司可实现无缝高效连接，金融杠杆甚至在科研环节就能够顺利介入。光启临近空间业务的发展就是借助资本市场解决源头创新高强度、高效率投入的典型案例，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当然，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还因为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华大和光启是深圳市政府近年重点支持的民办科研机构，支持的金额都有数亿人民币，而且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投入。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但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是一个高效的投入产出模式。深圳的做法可能是中国特色源头创新组织方式的雏形。
    民办源头创新机构从事的是全新领域的创新，很多特点和规律不被人们熟悉，很多东西超出大家的知识和经验范围，因此质疑、误解甚至咒骂伴随着新兴科研机构成长。华大曾经被很多人咒骂，现在也还被少数人责难，而光启正在被不少人痛骂。遭骂的原因是他们拿了政府太多钱。其实，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就像华大、光启已经出现的趋势那样，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其实，民办源头创新机构拿多少钱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具备以上三点，就应该给一定强度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大国竞争力博弈的高度来看待，不是分猪肉切蛋糕那点俗事。试想，如果国家每年拿出200亿支持100个华大光启用新的机制创新，中国在世界创新版图上的地位将会有怎样的提升。
    深圳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崛起注定将成为中国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随着民办源头创新机构成为创新型国家制度设计的一部分，中国自主创新的格局将被重塑，经济发展将进入双引擎驱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