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田集团副总裁高海燕：对话农经 工商资本“务农”既要立足商业诉求 又要满足社会目标

图为北京一亩田集团副总裁、研究院院长高海燕

图为中信证券农业高级分析师刘洋
 

    工商资本下乡，在为“三农”带去现代工商业基因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段时期以来，资本在乡村的圈地等举动，引起了社会对工商资本下乡动机与行为的警惕。多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的规范政策和措施，扎牢工商资本下乡的“篱笆”。
    [资本下乡“务农”挑战多]
    那么，对于熟悉农业的工商界人士和金融界人士来说，应该如何看待下乡的工商资本？从他们的视角看，工商资本如何实现下乡目标，如何规避可能的风险？他们对此有哪些思考与建议？《农经》记者邀请了北京一亩田集团副总裁高海燕和中信证券副总裁、农业高级分析师刘洋进行了对话。
    《农经》：近年来下乡的工商资本，有去搞种植养殖的，也有搞加工流通的，还有直接去圈地的；最终有如愿做成功的，也有很多亏损、甚至烂尾的。如何评价这些选择与结局？
    高海燕：现有农业市场水平，对工商资本下乡“务农”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比如农业投资的回报率不高、农业的投资周期比较长、农业生产的成本并不低等等。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组织管理对工商资本也是一个挑战，工业化的管理思维和方式很难在短期内照搬到农业生产和市场组织中。这些都影响了工商资本下乡“务农”优质、高效回报。
    刘洋：择时问题，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最根本的是因为工商资本比较习惯于用工业思维去考虑农业。
    农业本身是有周期性的，表现为产品价格的波动。很多工商资本在作决策时，依据的都是当期的价格。当农产品价格高、农业盈利高时，就会特别吸引工商资本的注意。这时，依据工业思维，他们就会考虑，这个行业是不是到了黄金期？当然，中国目前确实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在中长期内，盈利水平确实是上涨的，属于朝阳产业。但是，农业在本质上仍然避免不了周期波动。因此，很多工商资本真正下乡进入农业后，往往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周期的顶部进入的，接下来就是亏损。
    因此，对于有意下乡“务农”的工商资本来说，一个建议是：一定不要用周期的最高点去年化、平均化自己的收益。
    《农经》：下乡资本在选择投资的目标区域时，有没有什么标准？一般应当认真考察哪些关键因素？
    高海燕：从整体上讲，中国农业已经错失了最佳的劳动力成本周期，所以当前在选择投资目标区域时，需要找到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素质两者之间具有最佳平衡点的区域。
    刘洋：既要考虑到地方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到地理因素。平原比较多的地方，就考虑规模化方式。如河南地区，规模化养猪的就比较多，而四川丘陵多，就只能散养，或养生态有机猪。另外，还要考虑到，想靠近市场还是靠近原料？想靠近原料就去东北，那里玉米多；要靠近市场就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对于下乡的资本来说，区位选择是很重要的。此外，对地方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的考虑等都要有所准备。
    [下乡资本脚下的沟与坎]
    《农经》：进入乡村社会，在面对不同于自由市场的环境时，资本和企业家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成功满足本身利益诉求的同时，避免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高海燕：除了要为工商资本本身的利益诉求服务外，还要将服务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建设等社会目标列入企业的发展规划，否则，工商资本“务农”将难以为继。
    刘洋：工商资本对地方政府的说服能力或者说谈判能力，肯定比分散的农民强得多，国家担心的是农民利益在此过程中受到侵犯。为此，工商资本必须尽量争取与农民形成共赢的局面。
    《农经》：资本和企业在农村，希望获得怎样的风险抵抗机制的保护？
    高海燕：一定要思考清楚，农民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利益性和发展性怎么统一。这是最大的风险屏障。
    刘洋：仅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说，其实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目前最难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国的农业保险不完善。
    从经验来看，在农业的风险当中，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这两个都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也许当风险波及全行业时，政府会相应地给一些补贴或补偿，但是无论什么补助补偿机制，都不可能完全覆盖风险。传统工商业有财产险、重大事故险作为保障，因为有抵押物，但农业的大部分物品是无法作为抵押物的。从保险的角度看，商业保险依据的是大数定律，但是农业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无法通过人群扩大来抵消。大数定律对农业是失效的。因此，中国农业保险基本上还是靠政府，商业保险比较少。
    《农经》：下乡这件事，对于工商资本来说，总体上到底是蓝海多一些，还是“坑”多一些？
    高海燕：对于有战略格局和产业周期思维的工商资本来说，是“蓝海”；对于投机主题和短期套利思维过剩的工商资本来说，是“红海”。因为农业的套利时机和产业价值需要整个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成熟。
    刘洋：其实这件事也谈不上有什么“坑”。工商资本下乡，最容易栽跟头的地方，就是如何确定好自己角色的问题。工商资本具备的是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凭借资金优势，他们可以通过研发、批量采购，获得低成本，可以吸引人才；但真正的劳动环节，一定是农民才最擅长，这个环节工商资本千万不能去抢。工商资本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优势，充分与其协作，实现珠联璧合的效果，才能确保自己获得蓝海的收益，而非折损在“坑”里。
    事实上当前农业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传统领域已经很难再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投入了。相对于养殖业，可能种植领域还会有一些机会，因为这个领域的分散程度更高。我觉得，工商资本大概很难再发现什么蓝海了，除非只投入一个很小众的创新领域。
    现在的情况可能主要是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有些小企业可能就要被竞争淘汰了，有些大企业的集中度、市场份额可能会越来越高。
    《农经》：根据这些年资本下乡的历程总结，如果说下乡是有门槛的，这门槛具体指的是什么？
    高海燕：在于对中国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比如农民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者，还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比如土地集中在多大的规模才是好的规模？比如到底是集中土地还是集中农民？比如农民的现代化和资本所做农业的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资本“务农”就还不能毕业。
    刘洋：从实践的角度看，工商资本下乡所面临的门槛，可能主要还是在于对农村社会行事规则的了解程度、对农民心态和行为方式的理解程度。有些门槛是明的，有些门槛虽然看不见但就是会成为制约因素。最大的实际就是明规则和潜规则并存的状态。说起来，央企国企的实力雄厚，但是未必都能懂得这些。所以，他们下乡与一般的工商资本相比，所处的境况很可能没什么区别。反倒是一些扎扎实实从基层做起来的民营工商资本，可能更加了解农民和中国农村、农业的实际情况，这道门槛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低一些。
    [要考虑项目与三农发展的相融度]
    《农经》：有言论认为，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政府与资本构成了命运共同体，一个为了政绩，一个为了利润，他们联手把本是土地主人的农民“赶上了楼”。从资本的角度看，如何评价工商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高海燕：赶上楼容易，请下田难。没有农民真心种地的农业肯定做不成大农业产业。从长远看，农民必须是农业产业化利益结构中的成员，而不是被剥夺的对象。
    刘洋：我们谈论工商资本，有时只是泛泛而谈，实际有很多种不同情况。在农村组织生产的，向农户销售投入品的，从事收购加工的，服务销售环节的，都可能是工商资本，他们所扮演的是整条产业链上所有可能的角色。总体来说，工商资本在下乡这件事上，对农民群体是有帮助的。一方面帮助农民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劳动效率；另一方面也满足和挖掘了农民多元化的需求。
    《农经》：工商资本下乡，国家政策是鼓励的，但最近社会舆论对此提得更多的还是规范、防范。你们觉得，从资本和企业的角度，可以主动做哪些事来缓解、改变这种氛围？
    高海燕：要投入，而不是单一地圈地；要建设，而不是简单地集中土地和集中生产；要“以农为主”，而不是立农业的牌坊干“各种土地开发”的勾当。工商资本下乡务农搞农业产业化，不能搞成圈占资源和让农民靠边站的产业化，必须考虑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与项目发展的相融度。工业领域的很多创新是基于“无中生有”的创新，而农业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土地，这恰恰是当地农民和农村发展的生命红线。
    刘洋：国家是十分关注农业效率提高的，而为了提高效率，现代农业必须从小农模式转向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模式。工商资本下乡，但凡能够促进农业效率提高又不损害农民利益的方式，都是国家所鼓励的。各种政策文件对于工商资本占用耕地都防得很严，但工商资本可以用组织的方式去参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转型的过程，并且去积极推动这个进程。